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三组重要术语的中文译名

对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几组重要术语，国内学者所使用的译名各不相同。文章对其中三组术语 langage, langue, parole, signifiant (signifier) / signifié (signified), syntagmatique (syntagmatic relations), associatif (associative relations) or paradigmatique (paradigmatic relations) 的中文译名作了较为翔实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这三组译名的观点，并分析译名未得到统一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

引言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传世名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一直被奉为学界经典。《教程》多次再版重印，并先后以17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一系列术语，不仅已经成为当代语言学的关键性术语，而且还被其他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移植过去，成为很多学科共同使用的术语，^[1]其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近几十年来，索绪尔的理论已为国内学界所熟知，然而，国内学者在译介和研究其理论时，对一些重要术语的翻译却各不相同。笔者将在对其中三组重要术语的不同译名加以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探讨译名不规范的原因和影响，以此就教于国内方家学者。

langage、langue、parole的不同译名

数千年来人们没有停止过对疾病诊疗的探索，临床医生都曾面临同样的困惑:为什么同样的诊断、同样的病程、同样的病情的患者，在同样的治疗下，其疗效及转归却不一样，甚至还差异极大?这个科学难题吸引着无数生命科学研究者不断地深入探索。1992年萨科特(David Sackett)等首次提出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概念，即以最佳证据为基础进行临床诊疗的医学，强调对可获得证据的依赖，将以个人经验及直觉为基础的传统治疗，转变为基于基础及临床研究数据的医学思维，短时间内改变了临床医师的思维方法与实践模式，这是20世纪临床医学最大的进步之一^[2]。

索绪尔在《教程》开篇就提出，要在人类的言语活动(langage)中区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在索绪尔看来，这是首要的，是创立言语体系理论的“第一条分叉路”^[2]，由此才可推导出其他各项原则。对于这三个重要术语，国内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使用的译名却不尽相同(参见表1)。

陈望道在《论语言》中专门论述了法语中 langage、langue和 parole 三个术语的区别。langage （他译为语言或语言活动）指表情达意的一种活动、一种作用、一种能力；langue（话语或语言）指某一社会、某一民族、某个国家所用的表情达意的手段的具体的体系；parole（言谈或言）指个人所有的表情达意的能力的行使，或是指某社会所有的表情达意的手段的运用。^[3]

高名凯是完成国内第一个《教程》汉译本的学者。他把langage、langue、parole 分别译成言语活动、语言和言语。^[2]这种译法得到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广泛认同。他们在撰文时，也大都采用这种译法，如徐思益^[1]、戚雨村^[4]、杨信彰^[1]、方光焘^[1]、陈保亚^[1]、刘润清^[5]等。许国璋在《论索绪尔的突破精神》一文中根据langue和parole的“实质意义”分别把它们译为社会语言和个人语言。尔后，他还在《从两本书看索绪尔的语言哲学》中专门谈到某些术语的翻译问题。他认为把 langage 译为“群体语言”，比较接近索绪尔所说的杂糅性，而且也可把 parole 译为“个体语言”。^[6]

胡壮麟在其编著的《理论文体学》中则提到：“索绪尔主张语言学应把研究语言系统 (langue) 作为重点，而不是研究言语(parole)。”^[7]张绍杰、王克非在谈到索绪尔两个教程的比较时，认为根据索绪尔的解释，langue 指“语言”，parole 指“言语”，langage 则指“泛言语活动”。^[1]裴文在翻译索绪尔的《教程》时，把 langage、langue 和parole 分别译为言语体系、语言和言语。^[8]屠友祥在翻译《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时，分别将 langage、langue 和parole 译成群体语言、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9]向明友提到：“索绪尔生前将语言活动区分为语言和言语，并强调重点研究作为抽象的符号系统的语言。”^[1]那么自此看来，他则将 langage译成了“语言活动”。

signifiant(signifier)、signifié(signified)的不同译名

索绪尔关于语言特征的独到见解还表现在对语言符号的论述上。他认为，一个语言单位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概念，一方面是声音形象。一个语言符号是把概念和声音形象结合起来。索绪尔把这种结合体称为“符号”(sign)，把声音形象称为“能指”(signifier)，把概念称为“所指”(signified)。国内学者对这一组术语译名的采用也各有不同(参见表2)。

高名凯在《教程》的译本中把signifiant译为能指，而把signifié译为所指。^[2]这对术语的译法也是目前国内最为通行的。索振羽、乐眉云、皮鸿鸣、张绍杰等诸多学者撰文时都是采用的这种译名。^[1]

许国璋在《论索绪尔的突破精神》一文中曾将signifiant译为符号意象，而把signifié译为符号所指。尔后，他在《从两本书看索绪尔的语言哲学》中说signifiant和signifié是“‘符号(signe)→符号指明者(signifier)→符号指明者(signifiant)或符号被指明者(signifié)’。因此，signifiant不妨译为‘符号施指’，signifié译为‘符号受指’”^[6]。刘润清^[5]、裴文^[10]在论述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时同样使用了后面的这种译名。

张绍杰、王克非在讨论《第三次教程》中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时提到，语言符号是由施指(signifying)和所指(signified)构成的。^[1]陈嘉映在介绍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时，也称“索绪尔把用以表示者称为施指(signifiant，signifier，多译‘能指’，但还是译作施指好些)，把被表示者称作所指(signifié，signified)”^[11]。

syntagmatique(syntagmatic relations)、associatif(associative relations)或paradigmatique(paradigmatic relations)的不同译名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符号施指的线性关系。他利用这种性质区分了语言符号的两种关系：句段关系(syntagmatique)和联想关系(associatif)。而选择关系(paradigmatique)是后人所创的术语，用来代替associatif，以使这组术语的对立更为鲜明。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提出是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一大贡献，它为现代语言学的静态分析奠定了基础。国内学者对这组术语不同译名的使用情况可参见表3。高名凯在《教程》的译本中把syntagmatic relations译作句段关系，把associative relations译作联想关系。[2]许多学者如聂志平、余开亮等在撰文时也使用了如此译名。^[1]

许国璋把“原来的术语”即(syntagmatique和associatif)翻译为横线关系和纵线关系。他解释道：“横线原术语syntagmatique指语段的线性关系。这一横线关系也是联结的关系，它把各个词联成语段。至于纵线关系，原术语是associative，后人改为paradigmatique，以与syntagmatique对称。这一关系在语段分析中，又可以称为选择关系，即在说话人的语汇中选择一个适当的词来接上前面已经出口的一个词。”许国璋则又把这对术语翻译为连锁关系和选择关系。他认为：“这组术语译为连锁关系和选择关系比译成横线关系和纵线关系更为概括，比译成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更为醒豁。”^[6]

向明友^[1]在概述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时，使用了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这组术语。国内诸多学者比较倾向采用同样的译名来进行他们的学术研究活动，如陈保亚^[1]、陈嘉映^[11]等。

屠友祥在翻译《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时，把这组术语译为横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9]

裴文^[9]提到索绪尔关于共时语言学研究理论的体系框架时，把syntagmatic relations和associative relations分别称作是横向组合关系和关联聚合关系。^[1]

刘润清在介绍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时说：“索绪尔利用符号施指的线性关系区分了语言符号之间的两种关系，一是连锁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一是联想关系(associative relation)。为了使对比更加鲜明，后人把联想关系改为选择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5]张绍杰、王克非所使用的这组术语译名是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徐海铭也使用过同样的术语译名。^[1]

笔者的观点

对于这三组术语的翻译，笔者有几点浅见。

(1)langage、langue和parole分别译为言语活动、语言和言语较为合适。原因如下：第一，索绪尔认为langage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没法把它归入任何一个人文事实的范畴，因为不知道怎样去理出它的统一体。所以，“言语活动”较“言语体系”而言，更好地反映了langage的这种混杂性。第二，langage既包括个人的一面，又包括社会的一面。如把它译为“群体语言”，的确也反映了它的杂糅性，但是不是没有很好地体现其包含的个人一面的这种特征呢？第三，把langue和parole分别译为“语言”和“言语”，已为众多学者所接受。因此，只需区分这二者的不同特征即可。

(2)signifiant(signifier)和signifié(signified)分别译为“符号施指”和“符号受指”比较合适。首先，signifiant和signifié是许多词素的组合，其中包含“signe”(符号)这个词素。所以，“符号”一词保留下来是十分可取的。第二，“施指”与“受指”强调了一种主动和被动的关系，包含着对应之意；而“能指”与“所指”对此意的表达却不太明显。

(3)syntagmatique和associatif(paradigmatique)分别译为“连锁关系”和“选择关系”较为恰当。第一，把syntagmatique译为“句段关系”或“组合关系”，都不足以体现符号施指的线性关系。因为符号施指在言语中是一种声音，必须按照时间顺序一个一个地出现，它是一维的，是连锁的，所以把syntagmatique译为“连锁关系”恰好反映出声音序列的这种线性特征。第二，把associatif(paradigmatique)译为“聚合关系”，只强调了一种很多词堆在一起的特征；而把它译为“选择关系”，就强调出在众多纵向的词当中，有挑选出某个词来组句的意思。当然，笔者的上述理解也不一定完全贴切。只是在此求教于方家，以期有抛砖引玉之效。

术语不规范的原因

索绪尔理论中这些重要术语的译名为何如此不规范？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教程》本身的特点造成了翻译的困难。首先，索绪尔在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理论时，他自己的学术思想也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其次，索绪尔生前没有出版一本全面阐述普通语言学理论的专著，《教程》只是由他的学生根据部分学生的笔记和索绪尔的残存手稿整理而成的。因此，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概括的学说。而愈是概括的学说，可能引起的争议也就愈大。学者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领会文中的理论，从而容易造成术语译名的不同。

(2)索绪尔的《教程》最初是用法语编辑出版的，而不同语言语汇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客观上存在差别。正如英语中只有language一词，而没有与法语中的langue和langage完全对应的词一样，法语中的许多词在汉语中也不一定能直接找到相应的词完全与之对照。

(3)由于《教程》的各国译本众多，有的术语汉译名可能取之于法文本、俄译本、日译本或英译本，因此，根据这些不同国家的译本进行再翻译，又可能造成译名的更大差别。

(4)与很多自然科学学科不同，我国语言学学科长期没有术语规范机制，语言学名词审定工作最近才刚刚展开^[12]。因此，在翻译术语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变。术语译名的不规范和不统一，给教学和研究都带来极大的不便，稍不注意就会造成混淆和错误。例如，在赵蓉晖编辑的《索绪尔研究在中国》一书中，笔者就发现了以下三处错误：(1)赵蓉晖在《索绪尔和中国的索绪尔研究》一文中把“组合关系—联想关系或聚合关系”这对术语错写为“联想关系—聚合关系”。^[1](2)向明友在《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经济学背景》一文中，把“语言活动(langage)”错写成“语言活动(langue)”。^[1](3)鞠玉梅、曹春春在《体系研究与偶值思维——论索绪尔的语言哲学》^[1]一文中把“横向的句段关系和纵向的联想关系”错写成“纵向的句段关系和横向的联想关系”。

这些错误只是由于粗心所致，但是就连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其他普通的学习、研究者所面临的困难，就更可想而知了。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介绍和传播还远远不够。随着研究资料的丰富和学术活动的深入开展，索绪尔研究有望成为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但是，术语译名的不规范和不统一却越来越成为影响研究深入的一大障碍。笔者期待着目前已经展开的语言学名词审定工作能最终解决这一问题。有理由相信，国内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将从中受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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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来源：中国科技术语

转载编辑：周琳

审核：程海东代霄彦濮雪姣李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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