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内容
【作者简介】
蓝红军，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博导，阐释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译学理论批评和翻译思想史研究。
原文载于《英语研究》2023年第17辑，经编辑部与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由翻译技术教育与研究转载。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阐释学研究院项目 “中国翻译阐释学理论构建研究”（CSY-2022-05）的阶段性成果。
http://navi.cnki.net/knavi/JournalDetail?pcode=CJFD&pykm=ENYJ
http://column.sisu.edu.cn/engstudy/
http://qikan.cqvip.com/Qikan/Journal/Summary?kind=1&gch=88755X&from=Qikan_Search_Index
参考文献：蓝红军. 翻译技术的理论研究：问题与路径[J]. 英语研究, 2023(1):47-58.
摘要：当今世界正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机器学习、跨域融合与技术集成是这一时代语言服务行业的基本特征，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翻译技术正蓬勃发展。翻译技术的使用给传统的翻译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促使着翻译技术研究领域的形成。翻译技术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同时翻译技术研究也亟须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开展翻译技术的理论研究，需先明确翻译技术与翻译理论生产的联结通道何在。本文根据研究目标、逻辑起点和问题域将翻译技术研究进行类别划分，并讨论不同类别翻译技术研究的理论发展的问题与路径。
随着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世界正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翻译行业因而呈现出新的特征：机器学习、跨域融合、技术集成等。在设备智能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传统人工翻译已经不能满足当今庞大信息量的语言符号转换需求，技术要素在翻译工作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前翻译工作的技术特征主要表现为 “计算机辅助翻译（CAT）技术、本地化工程技术、语料库技术、翻译协作平台技术、机器翻译技术等的普及”（王华树、王少爽，2016：11)。多种翻译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行业中的广泛应用，正促使着翻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翻译技术研究——的形成。传统译者的职能被分解，部分能力延拓到了非译者身上，学者们不得不思考技术对翻译产生的冲击，思考翻译技术与翻译学的关系。对于行业实践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翻译技术，翻译研究可以做些什么？翻译技术的使用带来了哪些新的翻译现象？其中蕴含了什么样的理论问题？这些都是当前翻译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鉴于此，本文拟对翻译技术研究的理论路向做一点思考，希望引发译学界对此更为深入的讨论，从而获得更全面、更明确的认识。
翻译技术包括应用于人工翻译、机器翻译和计算机辅助翻译中不同类型的技术手段，包括文字处理软件和电子资源等计算机信息处理工具，语料库分析工具和术语管理系统等专用翻译工具（Bowker，2002：7)，译学界对于翻译技术的研究随着机器翻译和计算机辅助翻译的出现而兴起，近年来更是呈现繁荣的态势。
中国知网（CNKI）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9月，期刊论文篇名中含 “翻译技术” 的有496篇；含 “机器翻译” 的4997篇；含 “计算机辅助翻译/机辅翻译/机助翻译” 的438篇。20世纪90年代末起，翻译技术研究成果数量不断增长，特别是自2011年起，呈大幅增长趋势。国外翻译技术研究情况与此相似。据李海霞和何高大（2018：11）统计，十大翻译学研究国际权威期刊2008-2016年间共发表以 “machine translation、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electronic translati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ranslation、machine-aided human translation、human-aided machine translation、translation technology、online translators、translation software” 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共计2452篇。
国内发表的翻译技术研究论文中，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有明显的分野，一类是翻译学，另一类是计算机科学。前者成果独立署名居多，主要发表阵地为《中国翻译》《上海翻译》《中国科技翻译》《外语电化教学》等专业期刊，后者几乎全部是合作成果，主要在《计算机工程》《计算机工程与应用》《计算机工程与软件》等计算机专业期刊上发表。跨域联合署名的成果极少。这意味着，翻译技术研究吸引了不同学科的关注，但翻译学与计算机科学所进行的翻译技术研究有不同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方式，不同学科交流平台各异，学者彼此疏离，跨学科合作与学科间融合缺乏。
自洽、完整的结构体系是一个研究领域形成的标志之一。根据对已有的翻译技术研究成果的分析，从研究目标、逻辑起点、问题域、话语类型等方面来看，我们可将翻译技术研究分为三类：翻译技术开发研究、翻译技术应用研究、翻译技术现象研究（见表1)。
第一类翻译技术开发研究，即对如何创新和发展翻译技术的研究，主要为研究如何利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原理，开发、设计和完善翻译技术工具和手段，以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与行业需要。此为将翻译技术作为本体的研究，目标在于技术革新，其逻辑起点是 “翻译中的技术”。此类研究关注翻译技术的工作原理问题，主要采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方面的专业话语进行交流，研究主体基本上是信息技术领域的专家。
第二类翻译技术应用研究，即对如何应用翻译技术的研究，主要探索在各种翻译实践活动如文本翻译活动、翻译管理活动、翻译教学活动、翻译研究活动中，如何应用已有的技术手段，提高工作效果和效率。此为将翻译技术作为方法的研究，目标在于解决翻译实践问题，其逻辑起点是 “技术在翻译中的应用”。此类研究的问题域为翻译技术与相关实践的适切性问题，具体为：新技术能否应用于翻译实践，如何将新技术应用于翻译实践，如何扩大已有翻译技术的适用范围，如何提高已有翻译技术的应用效果等。此类研究主要采用翻译实践方面的话语来表达与交流，研究主体一般是翻译教师和翻译行业人士。
第三类翻译技术现象研究，即对如何认识和理解技术条件下的翻译的研究，研究如何发现和解释因翻译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翻译现象，描写不同主体的翻译技术行为特征，分析翻译技术活动的社会影响，揭示翻译本质的新维度。此类研究是将翻译技术视为表象的研究，目标在于认识技术表象之下翻译活动的本质，其逻辑起点是 “借助技术的翻译”。此类研究的问题域为技术条件下翻译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话语类别为译学理论话语，研究主体为翻译理论学者。
在上述分类下考察各类翻译技术研究在国内的热点主题，可发现：
（1）翻译技术开发研究热点多样，有IPv6、QEMU、动态二进制翻译、二进制翻译、翻译记忆、翻译软件、翻译系统、关键技术研究、机器翻译、机器翻译技术、基本块、计算机、术语库、统计机器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相似度、信息技术、语言模型、翻译模型等。
（2）翻译技术应用研究热点十分丰富，分不同的实践形态体现：①翻译实践方面，有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过程、科技翻译、科技文本、目标语言、英语翻译、源语言等；②翻译教学实践方面，有MTI、翻译教学、翻译能力、翻译人才、翻译实践报告、翻译专业、课程设置等；③翻译管理实践方面，有翻译产业、翻译服务、翻译行业、翻译市场、翻译项目（管理)、企业管理、情报处理、协议翻译、译文质量、语言服务行业等；④翻译研究实践方面，有语料库、词对齐、基于实例、案例分析等。
（3）翻译技术现象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国内虽有《众包翻译的伦理探索》（2016)、《翻译技术的理性批判：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与融合》（2018)、《机器口译与人工口译的价值关系研究》（2018)、《人工智能时代的口译技术发展：概念、影响与趋势》（2019）等论文发表，但还没有形成较为集中的热点。
国际译学期刊显示，翻译技术研究在国际译学界呈现的热点主题如下：
（1）翻译技术开发研究方面：统计机器翻译、神经网络机器翻译、人工智能术语识别/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计算机介导互动技术（语音交互技术，即时语音翻译技术，语音转写技术)、互联网及平行语料库、跨语言信息检索、基于层次短语的统计翻译模型、深度神经网络的词对齐模型、多语种问答系统、免费文本翻译的技术和模型、多语种语义网络的智能建构、云翻译、多语种数字图书馆等。
（2）翻译技术应用研究方面：①翻译实践方面，如翻译本地化、行业口译；②翻译教学实践方面，如语言教学、远程协作语言教学、探究翻译技术的作业实践、移动语言学习；③翻译管理实践方面，如翻译质量控制、翻译自动评估分析；④翻译研究实践方面，如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眼球追踪、刺激记忆等。
（3）翻译技术现象研究方面：行动网络理论、知识到行动理论、异化翻译、翻译社会学、叙事翻译、翻译生态学和符号生态学、社会融合论等。
从上述热点主题可以看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翻译技术开发研究都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当前翻译技术产品更新迭代迅速，翻译工作中的技术工具选择越来越丰富，翻译行业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无疑都源于翻译技术开发所取得的成就。从传统的电子词典，到在线翻译平台，再到人机耦合的同传机器，翻译技术正朝着智能化的方向发展。研究者在自然语言理解与加工处理、翻译记忆和基于神经网络的机器翻译等理论和技术的基础上，不断突破技术瓶颈，寻求实现高质量翻译的技术方案，人们甚至无法预知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将会发展到何种境界和形态。不过，这类研究资金和人员投入大，研发周期长，对技术创新的要求高，因此并非译学领域学者之所长。
技术开发是为了实际应用，比起技术开发，译学界关注更多的还是翻译技术应用，目前我们的翻译技术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教育和教学领域，探讨的问题大致分为两类：①如何培养翻译技术人才；②如何利用翻译技术工具开展翻译教学。国内的翻译技术应用研究与国外的区别在于，前者关注最多的是将翻译技术应用于翻译硕士（MTI）专业学位的人才培养和课程教学改革方面，这与我国翻译硕士学位点广泛开设的现实需求相应。而国外侧重于探讨泛在学习工具在翻译教学中的运用和远程协作翻译教学如何实现等。我国翻译技术应用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视野过于偏狭，对翻译技术应用于翻译教学之外的其他翻译实践活动的探讨明显不足。
从根本上来说，翻译研究是要透过各种翻译现象来看翻译的本质。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是现代翻译区别于传统翻译的特征之一，信息技术的使用形成了新的翻译现象，为对翻译本质的考察增添了新情境和新维度。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对于新生事物，研究中既要观察到现象，更要从现象中找到问题，单纯依靠事实观察，并不足以构成大的研究创新。相对翻译技术开发研究和翻译技术应用研究而言，目前翻译技术现象研究的热点较少，尤其是国内的研究，有关翻译技术现象的理论主题稀少，没有形成稳定的论域，这表明译学界对于翻译技术现象的敏感度还有待增强，对翻译技术行为和翻译技术现象背后的翻译本质的思考还不够深入。翻译技术研究的理论意识和问题意识亟待加强。
推进译学理论认识，是翻译研究的根本任务所在。翻译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学界关于翻译学“技术转向”的讨论（如方梦之，2016；吴雨鸽，2017；刁洪，2017a)，译学界对此观点并不统一。较为理性的认识是，我们不能将翻译技术斥为 “形下之器” 而予以轻视，而有必要思考这种技术热潮背后可能存在的问题，必须警惕翻译研究中 “理论引导不足的技术化倾向”（许钧、周领顺，2015：96)。陈善伟在 “2012年计算机技术在翻译和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国际研讨会” 发言时曾提出将 “理论翻译研究” 作为翻译技术研究的一个分支（李美军，2014：27)，这代表了译学界对翻译技术研究作出理论贡献的期望。如果说加强翻译技术的理论研究是一种共识的话，那么，开展翻译技术的理论研究有哪些路向，在哪些方面可能取得翻译技术研究的理论成果，就需要我们作出回答。
刁洪（2017b：72）将国内现有的翻译技术的理论研究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专业术语的阐释与区分；第二类为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机器翻译与计算机辅助翻译之间的比较与结合；第三类为运用语言学、认知科学、信息科学及其他学科的理论指导翻译技术研究。这是对翻译技术研究的实然总结，表明目前国内翻译技术研究的理论关切主要在于：①厘清翻译技术的专业术语；②描写不同技术手段的翻译的特征；③寻找翻译技术研究的理论视角。但这并未从应然角度明确翻译技术研究的对象域和可能的发展路径。
李海霞、何高大（2018：13）对国外翻译技术研究的理论热点作了列示：翻译本地化、行动网络理论、知识到行动理论、异化翻译、翻译社会学、叙事翻译、翻译生态学和符号生态学、语言教学方法论、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社会融合论与探究翻译技术的作业实践等。从中可以看出，相对于国内的情况而言，国外翻译技术研究更具理论视角多样性，但这并非对翻译技术研究的分类，也并非对国外翻译技术的理论研究路向的归纳。
要获得对 “翻译技术研究有哪些理论路向” 的回答，首先需要明确翻译技术与理论生产的联结通道何在。不同类型的研究有不同的理论发展需求，基于前面对翻译技术研究的类型学认识，我们可以将翻译技术的理论研究分为四种：翻译技术的基本原理探索，翻译技术的应用理论研究，基于技术现象的翻译理论探讨，以及对翻译技术研究的学科性理论建构。
这种探索的理论目标是为研发和创新可适用于翻译领域的技术手段提供理论基础，其研究成果的性质是技术理论。翻译技术开发一般是根据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对翻译发展的未来需要进行远期预判，用以指导实践创新的探索性研究，如机器翻译的发展从规则机器翻译，到统计机器翻译，再到神经机器翻译，走的是不同的技术路线，运用的是不同的技术原理。翻译技术的基本原理探索属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三向交叉学科领域，涉及计算机科学、数学、神经生理学、仿生学、语言学、翻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和哲学等学科，与耗散论、协同论、突变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系统科学理论知识密切相关，需要高度的创新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应用研究需要理论先行。应用研究是典型的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其特征是基于经验探索、回答实践问题、进行知识创新，但如果缺乏理论引导，应用将迷失方向。我们将翻译技术应用于实践时，无论是翻译语言转换实践、翻译教育实践、翻译管理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实践，都需要相应的理论加以指导和观照。翻译技术应用研究者既需了解翻译技术的基本原理，也要了解相关翻译实践问题产生的背景和原因，需将翻译技术应用于实践以解决问题，也要对翻译技术应用经验进行理论建构和理论提升，最为重要的是，要确立指导翻译技术应用的基本理论。
例如，翻译技术教育实践中，起指导作用的理论包括教育理论、翻译理论和技术理论，涉及基本的教育观（如 “教育是实现人的发展”)、基本的翻译观（如 “翻译是一种语言服务”)和基本的技术观（如“技术是人类器官的延伸”)，它们共同决定了我们翻译技术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同时也使得在线翻译学习成为可能（王正、孙东云，2008：63)。基于这些基本的观念和立场，结合 “信息化时代译者/译员应如何发展” 的问题，我们可以确立翻译技术教育的基本理念：翻译技术应用旨在帮助人类突破感官的自然阈限，增强翻译主体的记忆、笔记、信息检索等能力，提升翻译效率，翻译技术教育是为了实现译者/译员的发展，而不是将译者/译员异化为机器。从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的确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教学方法设计、教学管理与评估，到教育资源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教学条件的创设等，我们的翻译技术教育在践行 “为国家培养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翻译工作者” 和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 的基本目标和要求。
信息技术的使用使得翻译衍生出前所未有的表征和现象，由此也衍生出围绕新现象进行翻译理论探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此类研究的理论目标有：①通过对翻译技术行为、现象及其影响的研究得到对翻译的新认识，为翻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提供理性基础和价值引导；②追问技术条件下翻译 “如何存在”，揭示翻译技术行为的本质，以促进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从性质上看，此类研究所生产的理论属于有关翻译的哲学性理论。
人们使用翻译技术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惑。技术行为是属 “人” 的，翻译技术行为主体是人，但翻译技术又将人的行为（翻译活动）物化为了对象，翻译技术由此成了人作用于人的中介。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以技术为中介，翻译中的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文本、人和文化等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新的特征和变化？因而，我们在探讨基于技术现象的翻译理论时不仅需要观察翻译技术行为构成要素，还要认识和重建翻译技术中人、事件、行为、过程、意义等，分析翻译技术行为的影响，从价值维度说明翻译技术行为，进而影响翻译技术的发展。
基于技术现象进行翻译理论探讨，是从理论化的角度将翻译技术活动视作一种翻译现象加以认识。首先，这种探讨是将翻译技术行为视为人的一种存在状态，其实质是人的生存与发展，其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属点都应该是人，所以，追问翻译技术存在问题，归根结底要以人为基点展开。其次，技术是单纯的，但人是复杂的，研究者需以复杂性思维去探究技术中显现出来的人的意识、情感、行为、经验、体验等一切社会要素，不可简单化约为其中任何一面。另外，作为对技术时代翻译活动的考察，对翻译技术行为的研究是面向现实的，面向当前 “翻译的实践问题” 和 “社会实践中的翻译问题”（蓝红军，2018b：3)，而不是面向历史文献中论述过的翻译现象。最后，用理论研究的方式去接近翻译技术现象问题，更多的应采用描写的、分析的和解释的方法，而不是揣摩的、经验总结式的方式。
学科理论是关于学科性质、对象、目标、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内容结构、途径与方法等问题的系统性认识，是学科确立和发展需解决的前提性理论知识，它为学科学术研究的全面开展提供路线图（蓝红军，2018a：7)。翻译技术的发展使翻译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形态，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应用翻译技术、认识翻译技术行为和现象，翻译技术研究已然成了翻译学必不可少的研究领域，它拓展了翻译学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产生了作为分支学科的理论建构需求。
对翻译技术研究进行学科化的理论建构，有助于重新描述应用翻译研究。根据翻译技术生发的新现象、新变化，重新规划该分支，是翻译学学科分化与深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总的说来，翻译技术研究的学科性理论建构任务包括如下内容：①对翻译技术研究的意义与作用的认识；②对翻译技术研究的基本概念、原理、研究方法等的研究；③对翻译技术研究与翻译学其他分支研究领域，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认识；④建构翻译技术研究的知识体系。
目前，翻译技术研究的理论贡献不足，这与我们翻译技术研究者的学术取向有关，但更与我们的理论意识和问题意识相关。研究者需要对翻译技术现象进行很好的归纳和概括，找到好的研究问题，提出好的理论命题，以实现翻译技术研究在译学理论知识构建方面的潜在价值。那么，翻译技术研究可以从哪些角度来寻求理论命题的拓展呢？
译学基本理论命题围绕着翻译、人、社会、价值等问题展开，作为译学研究领域之一，翻译技术研究也不外乎于此。作为技术与翻译的同构，翻译技术连接翻译主体与翻译客体，或者说是翻译实践活动的中介。因而，我们可以从翻译技术的主体、客体、行为和价值等角度寻求对自身基本理论命题的拓展，具体为：①翻译技术的价值负载；②翻译技术行为的影响；③翻译技术行为的关系调整；④翻译技术行为的社会属性等。
技术时代，我们需要在藉由现代技术的人类活动中建立对社会主体交互性的理解，具体到翻译方面，我们需要在翻译技术行为中理解翻译的价值与意义。“一般来讲，一种行为本身只是一个单纯的事实存在状态，并未被赋予某种道德价值。然而，一旦这种行为被某种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并对行为主体或相关他人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该行为就有了善恶之分，就具有了道德特性。”（张传有，2006：8）以此为共识基础，价值与道德即成了翻译技术研究的重要主题。
鉴于技术有其价值负载（正面的与负面的)，技术行为主体（开发者、设计者、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运用者）不仅需要考虑技术行为的可能性，还要考虑技术行为的合理性与合目的性，即以价值导向来协调技术行为所涉伦理关系。技术的伦理之维和翻译的伦理之维，这两者共同构成了翻译技术的伦理之维。技术研究领域，伦理是极 “热” 的论题，翻译伦理也引发了翻译学研究的深切关注，但相对于翻译伦理研究与技术伦理研究之热，日渐兴盛的翻译技术研究却缺乏伦理向度的考察。从已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从事技术伦理研究的学者没有关注到 “翻译”，从事翻译伦理研究的专家也没有关注到 “技术”。2018年网络盛传的科大讯飞AI同传造假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翻译技术伦理案例，该事件引起了网民的热议，但尚未见到译学界对此展开翻译机器与译者伦理关系的讨论。
认识到翻译技术行为有其价值负载，这意味着认识到开展翻译技术伦理研究的必要性。基于现实批判的角度审视技术带给翻译的伦理问题，有助于深化对翻译（技术）行为的认识，有助于规范翻译技术行为主体的目的和行为。开展翻译技术的伦理研究可以为翻译技术（元）研究打开一个新领域，为发展译学理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知识论角度来看，翻译技术开发增加了翻译知识赋存种类与数量，而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翻译技术的运用有助于 “改善翻译工作条件，减少生产成本，提高生产与服务效能，减轻翻译从业人员的工作负荷等”（蓝红军，2016：24)。除此之外，翻译技术行为还有何影响？翻译技术仅仅对翻译从业者产生影响吗？其影响仅限于翻译的外显形式，还是已然深入到了内在品质？其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如何诠释影响发生的过程？这些问题不只是关乎如何对待翻译实践中的技术应用，更关乎如何认识翻译的存在本身。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翻译需求迅速增长，信息技术使翻译工作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以前翻译家从事的翻译作品创作，转变为翻译服务提供者的翻译产品生产。市场中翻译公司追求高效运作，流程化的作业使得翻译从业人员对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的把控性降低，对技术处理的标准化程度提高。个体翻译主体的主体性受到抑制，而机构翻译主体的主体性得以张扬。翻译行业有了日益精细化的分工合作，译者在传统翻译活动中被赋予的自主权被大大剥夺，很多文本经过机器预处理之后，才进入译者的人工处理阶段，译者的部分工作已经被机器代替。翻译机器也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译者成了并非总是必须在场的主体”（蓝红军，2017：23)，不懂外语的人借助翻译机，也能解决语言符号转换的困难。这意味着接受长期刻苦训练的译者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机器已将译者的部分能力赋予了非译者，“人” 的翻译能力被物化到了技术设备之上。伴随着译者能力的物化，译者角色必然发生变化，翻译技术消解了译者的中心地位。
当前技术与翻译的关系也有着朝 “辅助→支撑→控制” 方向发展的趋势，人们在强化对翻译技术的掌握时，实际上也强化了自身对翻译技术的依赖。这种依赖加速了翻译中精神要素的隐退。市场中的翻译企业对经济利益的关注远大于其对翻译的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关注，对译者的资质要求也越来越强调其技术应用能力，许多译者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也产生了变化，由文化传播者和精神启蒙者转化为服务产品生产者，他们对工作效率/效益的追求超越了对翻译精神的追求。
目前，已有学者在积极探讨如何理解和处理翻译技术带来的影响。如克罗林（Cronin，2013）从人们对数字化浪潮的困惑入手，检视了数字化时代翻译的内涵、角色与地位，剖析了其变革对于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影响，以帮助理解翻译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动态关系，把握翻译的数字化转型所牵涉的主要理论与社会问题。肯尼（Kenny，2017）也反思了翻译技术带给译者的冲击和影响，强调研究者应该采用多元视角和方法来考察翻译技术与译者的矛盾，找到合理的路径融合翻译技术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帮助从业者更好地与翻译技术互动，适应、融入与改造翻译技术环境。
翻译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它构成并调整着多种不同的对象性关系。作为语言符号转换活动，翻译调整着原语及其使用者和译入语及其使用者的关系；作为文本阐释活动，翻译调整着文本意图、作者意图与受众的关系；作为符际信息传播活动，翻译调整着信息发出者与接收者的关系；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调整着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关系；作为语言服务活动，翻译调整着委托客户和服务产品用户的关系；作为社会建构活动，翻译调整着个体、群体与社会的关系；作为民族身份建构活动，翻译调整着民族的历史与未来的关系。
翻译技术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语言转换与技术的关系，而是翻译技术行为主体与翻译活动对象之间的关系，即现代技术条件下翻译的主客体间和主体间的关系。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翻译技术的使用改变着翻译，也必然改变翻译所涉的各种关系。有学者甚至认为 “翻译中隐藏或转化的成本问题其实是掩盖了语言间权力关系的真正本质，而这种关系正是深深根植于翻译与技术间的互动”（陈伟、莫爱屏，2014：313)。如果说改变各种关系是使用翻译技术之必然结果，那么，关注这些关系变化的现象则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新的理论问题。
“技术” 一词往往让人联想到 “工具”，联想到工具的客观性和 “非人” 属性。然而 “技术并不是独立于物理过程和个人及社会生活的自我封闭的事物”（拉普，1986：48)。翻译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运用技术工具开展的翻译活动也不可能改变这一性质，因而进行翻译技术的理论研究需扎根于翻译技术行为的社会性。离开 “人” 谈翻译技术问题，离开翻译所服务的对象、离开翻译的行为主体、离开翻译的社会环境谈翻译技术，必然会流于空泛。
进行翻译技术的理论研究，应从多样化的社会实践中去发现各种具体的翻译技术行为过程与现象，将其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分析。我们需要关注翻译技术的显性情况，更要关注其隐性方面。我们需要关注翻译技术的内部要素，更要关注翻译技术外部的社会生活。我们需要关注翻译技术的 “技术”，要关注翻译技术的 “翻译”，更要关注翻译技术的 “人”（使用者)。我们需要关注翻译工作者的技术素养，更要关注翻译工作者的实践智慧。概言之，进行翻译技术的理论研究，需要强调翻译技术行为的社会实践性，彰显翻译技术研究的人文关怀，增强对翻译本质问题的敏感性。
本文考察了翻译技术研究的现状，将翻译技术研究分为翻译技术开发研究、翻译技术应用研究、翻译技术现象研究，尝试对翻译技术的理论研究进行分类和定义，认为翻译技术理论研究包括翻译技术的基本原理探索、翻译技术的应用理论研究、基于技术现象的翻译理论探讨、对翻译技术研究的学科性理论建构，提出各类翻译技术理论研究的具体内涵，进一步提出翻译技术研究的理论命题，包括翻译技术的价值负载、翻译技术行为的影响、翻译技术行为的关系调整、翻译技术行为的社会属性等。希望本文能给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一些启发与思考，以进一步促进国内翻译技术研究的发展。
特别说明：本文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权请后台联系小编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