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新时代以来，语言服务业的强势崛起，翻译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与实施，都给翻译领域带来诸多改变，也使得翻译教育面临前所未见的机遇和挑战。著名翻译家许钧教授基于自身教学和翻译实践经验，分享了对新时代翻译人才培养和翻译能力构建的思考，探讨了在新时代背景下翻译人才培养的标准、路径和举措，同时围绕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提出了翻译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并展望翻译专业博士学位(DTI)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 人才培养; 翻译能力

作者简介：

陶李春，通讯地址：210023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文苑路9号 

许钧，通讯地址：310058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塘路866号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理解和担当翻译人才培养的任务和使命，如何更好地构建翻译能力，为国为民输送更多优质翻译人才，这些问题均有待译界同仁思考和探索。笔者有幸带着这些问题请教中国翻译协会原常务副会长、著名翻译家、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许钧先生。现将访谈整理如下，供译界同仁参考。

陶李春 (以下简称“陶”)： 许老师，感谢您莅临访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我国对外宣传的一条重要原则，有利于建设并加强我国国家传播能力(刘宏，2021)。新时代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比以往更加迫切，为谁培养翻译人才、培养什么样的翻译人才、如何培养翻译人才等问题一直受到学界关注。请问您认为新时代翻译人才培养的标准有哪些?

许钧 (以下简称“许”)：确实，当下我们特别需要重视翻译人才的培养。新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翻译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飞速发展催生了一大批新的翻译技术。因此，翻译人才培养的标准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创新。

新世纪以来，我们的翻译教育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尚未完全形成一套适应社会需求和时代发展的高层次翻译教育体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管理层认识不足、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重视不足、专业领域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的矛盾、教育结构的不平衡等，这些都为翻译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许钧，2010)。我认为，当下要坚持多层次、多元发展的方针，重点培养高层次译者。“多样性”“高水平”和“新技术”是我国翻译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多样性”体现了我国翻译教育对合理、平衡、协调结构的需求，“高水平”体现了我国翻译教育专业化、有思想、有内涵的取向，两者之间相互依赖，而“新技术”则反映了新思维和新资源，“三位一体”和谐发展(杜磊、许钧，2021)。

陶：许老师，您提出的“三位一体”翻译教育理念在学界以及社会上均得到了很好的反响。想请教许老师的是，在新时代实现“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培养有哪些路径，可以采取哪些举措?

许：时代的进步给翻译提出了新挑战，翻译人才的培养也需要相应调整，与时俱进。具体而言，我想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

首先，各高校培养单位应充分利用好各类校内外资源，密切关注翻译学界、翻译业界和翻译市场的动向。结合学校自身的定位与特点，在翻译人才培养的相关课程方案中及时融入翻译行业的工作需求与内容。这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在正式踏入社会前了解翻译行业，而且可以拓宽其翻译学习的渠道，提高其学习积极性，从而为他们成长为“高水平”的翻译人才打下良好的认知基础。我个人认为，应打通以课程为基础的专业学习和以产品为目标的行业实践，因为效率高、变通性强的“政产学研”协同机制完全可以发挥出重要作用。高校应将校内外资源有效地整合与利用起来，与企业、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展开积极交流，相互配合，建立联合培养机制，以开拓学生视野，广博学生见闻，让他们亲眼看到、感受到翻译在整个社会发展中运作不息的真实面貌。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学生可以把课堂所学的知识进行实践转化，实现知行合一；另一方面翻译人才的培养可以与社会需求更加紧密结合。

第二，要培养出符合时代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的翻译人才，必须不断探索和创新。这涉及翻译教育的很多方面。从教材建设来看，直到现在，我们有不少院校的翻译专业依然在使用上个世纪70—80年代出版的一些观念相对落后、语言比较陈旧的教材。这并不是说翻译教材就没有经典之作，有些实用性强、质量过硬的教材在过去肯定发挥出了其应有的价值，但翻译对社会的变化与时代的发展是最为敏感的。我们的教材编写要感知翻译行业的各种变化，要回应新时代对翻译的新要求。我一直很重视教材编写工作，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为本科生编写了《法汉翻译教程》,为硕士生编写了《翻译概论》,还联合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优秀学者主编了《翻译学概论》。这些教材针对性较强，但经过多年使用之后，根据翻译活动出现的新现象、新变化，有的教材需要补充、调整和修订，如《翻译概论》就是根据多方反馈意见加以修订重版。我注意到，当前国家对教材建设很重视，我们翻译教育界做了很多工作，出版了一批较高质量的翻译教材，走进了各大院校的翻译课堂。而且翻译教材编写要接时代的“地气”,应社会发展之需。最近，我和王克非教授一起主编了一套“外国文学经典汉译评析”,共七部，我还身体力行，参与了其中之一《法国文学经典汉译评析》的编写。目前，《法国文学经典汉译评析》《英国文学经典汉译评析》和《德语文学经典汉译评析》这三部已经先后出版了，后面还会陆续推出美国卷、俄苏卷、西班牙卷和日本卷。为什么要组织专家去做这么一件事?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引导学生“拜”前辈翻译家为师，从国别或语种文学的经典译作中汲取营养，培养他们的翻译素养，树立翻译精神，锤炼翻译技能。我还看到一些学科已经在发展“新形态”立体化教材，翻译专业也要做起来。

第三，翻译人才培养要紧跟对外翻译传播发展的步伐。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在不断推进落实，我国的对外传播工作日益发展，国家亟需多个语种的国际化、应用型“高水平”翻译人才，这就需要我们的培养方案也同步朝着“走出去”的方向制定。翻译人才培养需要有大胆创新的思维，陈陈相因是不行的。如何打开思路，我们可以做的有很多，比如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和传媒与传播学科跨界合作，设置必要的对外传播课程，培养懂传播的国际化翻译人才；我们还可以将翻译与法学、财经、科技等不同学科或领域结合起来，找到彼此互利共生的空间，优势互补。我听说南京农业大学有个本科生，学茶学的，她考上了南京农业大学的翻译硕士，最近和她导师一起写了一篇文章，是研究《茶经》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的，很有价值。这样的跨学科融合与培养途径，值得探讨和学习借鉴。

第四，要正确认识翻译技术，在翻译人才培养过程中发展好、规划好、利用好翻译技术。人是翻译活动中永恒不变的主体。翻译技术是由人发明的，是为了人创造的，也是拿来帮助人提高翻译工作效率的。新时代“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必须对各类翻译技术有着深刻的认知，能熟练操作、应用翻译技术。这方面，除了师资进修培训以外，还需要高校“开门办学”,与行业以及各翻译实践单位通力合作，通过引入翻译技术强化对翻译人才技术能力的培养。

陶：翻译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翻译事业硕果累累，特别是最近十余年来，翻译专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自本科与硕士之后，翻译专业博士学位(DTI)教育也于2022年被正式提上日程。请问许老师，我国翻译专业与学科建设有哪些方面值得肯定，又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许：新世纪我们见证了翻译专业学位教育的不断发展。2006年翻译本科专业获准试办。2007年翻译硕士专业正式设立。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建设与发展，翻译专业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为国家对外开放与中外文化交流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十余年来，翻译专业与学科建设在各个阶段、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翻译专业博士学位的设置和试点，我国将逐步建立起完整的翻译人才教育体系。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内，以这样一种规模和方式让翻译专业学位教育在体制上“立起来”,但要真正做好，还有许多问题和困难需要解决。

我们遇到了哪些问题呢2023年6月3日浙江大学举办了一场“全国高校翻译专业负责人论坛”。我没有到会议现场，但我认认真真地读了会议简报，这份简报以问题为导向，扎扎实实地把每个参会负责人的发言重点都记录下来了。全国有20多所高校翻译专业负责人分享了自己专业发展遇到的瓶颈问题。据了解，几乎每所高校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坦率地讲，问题很多，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很感慨，翻译专业一路走过来多么不容易，要吸引生源，开设好课程，还要努力保持办学特色。同时，师资流失、引进难、教师翻译成果认定难、科研发表难、职称晋升难、在学校整体发展格局中不受重视等等，这些问题都很突出。翻译这样一个年轻的专业真是在负重前行。

面对种种问题，我们应该有一种定力。我们都讲要“守正”,在我看来，就是要领悟翻译的本质，了解翻译的变化，坚持翻译的原则，锚定翻译教育的根本目标，多为学生翻译能力的培育与职业发展着想，多为一线翻译教师的成长着想。我看到很多在场的负责人都顶着压力，切切实实地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很多努力，这就是最大的“守正”。守正很重要，创新也很重要，在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面，南京大学的法语专业在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方面，做了很有意义的探索，积累了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经验，值得推广(刘云虹，2023)。

陶：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对接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翻译事业才能行稳致远。请问您认为翻译人才培养如何更好地对接国家战略，瞄准市场需求，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许：翻译工作作为一座重要的桥梁，不仅能够向外界传递中国的故事和声音，更能进一步地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以便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探索文明的新样态。鉴于此，有必要充分发挥翻译的桥梁作用，进一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注重培养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和高超翻译技能的人才。

为了更好地满足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首先我们必须坚持多元化的原则，充分挖掘翻译人才的潜力，构建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体系。因此，我国高校翻译专业教学必须以社会和国家的实际需求为导向进行改革创新。其次，我们的翻译教育应当致力于培养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当今社会急需这样的人才。在新时代，中国的翻译人才还担负着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这一核心要务。要积极对接翻译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构建以特色人才培养为导向的翻译人才培养质量监督与保障体系，注重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第三，翻译人才的培养需要注重翻译技术。当前数字人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与翻译相互交织，直接影响我们的实践，为我们的实践提供支持，也呼唤我们对翻译教学进行革新(杜磊、许钧，2021)。市场需求多元化、精细化和专业化使得翻译人才需求呈多元趋势，翻译人才的培养工作也需要与时俱进。

陶：在新时代背景下，各行各业都产生了新需求，也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冲击和挑战。在翻译领域，对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针也亟需做出调整和完善。您觉得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和应对新时代翻译学科建设的挑战以及对于翻译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许：谈到翻译人才的培养和评价体系，首先要了解翻译行业所面临的挑战，才能制订合适的评价体系，培养合格人才(杜磊、许钧，2021)。在当今机器翻译盛行的时代，挑战正迎面而来，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翻译研究必须遵循语言发展规律、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素，并要适应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人类思维方式等多方面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某些翻译的基本规则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它们的功能和作用却是相对稳定的，这一点是不变的。

我从事翻译教学工作40多年，深深地感受到翻译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给翻译带来的影响。最近，我对于使用ChatGPT进行翻译产生了兴趣，虽然自己还没尝试，但我通过同事了解到不少师生试用的情况与感受。大家说法不一，感受不同，但都不免显得有些焦虑。比如现在人工智能可以根据使用者对不同文体、风格的要求调整译文，甚至可以在使用者提出具体的指令后进行“自我修改”。过去讲“人机耦合”,现在可以“人机互动”了，这些变化是出乎意料的。我也听了几场大学教师与行业人士线上线下的交流或讲座，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与其焦虑不如积极应对。尽管我对翻译技术没有深究，但我坚信，通过对新技术的探索和应用，我们能持续推动翻译事业的发展。

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语言服务教育的创新与丰富的语言服务数字化教育资源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实现二者的深度结合，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在新文科的背景下，随着国内外语言服务市场的蓬勃发展，我们亟需探索一种合成式的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模式、路径和体系。2015年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创立“高翻学堂”的平台，注重将教学、研究、生产融为一体，通过翻译教育技术的深度融合，推进翻译教学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教学水平。我们欣慰地见证了2021年6月北京语言大学获得审批后所开设的“国际语言服务”二级学科，就设立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这一决定不仅彰显了该校在学科领域的地位，也表明高校正在加快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和研究(刘和平、韩林涛，2022)。

陶：在翻译学士(BTI)和翻译硕士(MTI)的学科建设成果斐然的基础之上，翻译专博(DTI)的设立也被提上日程并在积极推进，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和建议?

许：在当今语言服务行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为了适应社会对于高水平、应用型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要求，就必须强化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目前，全国有三百多所高校开设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翻译界也殷切期盼着设立翻译博士专业学位，以培养具有卓越翻译能力的高层次翻译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批准设立翻译专业博士学位，我很赞同，同时也深感责任和挑战重大，主要想谈谈以下几点：

首先的问题便在于教育目标。翻译专业学位教育的根本宗旨在于立德树人，我们必须积极回应国家的战略需求。需要什么样的高级翻译人才和怎样培养高级翻译专业人才，是两个必须解答的问题。我认为翻译专业博士人才培养目标和翻译专业硕士人才培养目标应具有显著区分度，同时和学术型翻译学博士人才培养目标应严格区分开来(许钧，2022)。翻译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以理论为指导且突出其实践性，而学术型翻译学博士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翻译硕士生和博士生作为研究生的两种不同类型，在定位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设立翻译博士专业学位不能因重视职业性就忽略了它的学术性，要实现由已有学术学位到专业学位的过渡，不能只注重实践性从而降低翻译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含金量，而要在学术翻译博士的培养标准以及专业实践型人才培养目标二者之间达到巧妙的衔接与过渡。目前，我国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还不成熟和完善，因此，有必要围绕翻译博士培养方案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吕红艳，2020)。

其次，必须确保后续专业发展的秩序。要明确培养目标，使之与行业需求相适应，以提高专业教育水平，满足社会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需要。据我所知，“翻译博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草案)”目前涉及的培养方向数量达十个之多，其中一些方向的定义尚不明确，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以避免盲目推广和无序发展的情况发生。

最后，发展需要有机制性的保障。要建立与翻译专博相配套的政策体系，以保证其可持续发展。为确保培养质量必须建立严格的准入和淘汰机制，并实施严格的评价、监督和管理制度。为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只有具备了足够数量和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才能保证学位论文在学术上达到水准。当前最紧迫的挑战在于构建一支高素质的翻译博士学位专业教育师资队伍。因此，翻译博士学位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上。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体制独具特色，尤其是博士点的设置，常常偏重于学校层次，而忽视有关学校、有关专业或学科的师资实际水平及其办学的历史和贡献。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对其进行详尽的解答(许钧，2022)。

陶：翻译能力研究在国内外已经有较长的历史，而对于翻译能力的概念界定也在不断发展、修正和完善。请问，新时代翻译能力的内涵和外延有哪些，如何正确把握为宜?

许：首先，我要说明的一点是，翻译能力绝不等同于双语能力，双语能力只是翻译能力的组成部分之一。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将翻译能力理解为一套系统的知识、技能、禀赋的有机组合。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能力构成我们并不陌生，如语言能力、交际能力、理解能力等，而在信息技术时代，传统的翻译行业已向语言服务行业转型升级，因此翻译能力的内涵和外延均有拓展，翻译技术能力也被列入翻译能力的范畴之中，如术语管理能力、本地化技术运用能力、语料库工具运用能力等都是口笔译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陶李春、许钧，2016)。总而言之，高水平的翻译能力是由多种能力综合构成的，涉及各种语内因素、语外因素和超语言因素。

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落实、国际传播力度不断增强的新时代，翻译能力的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体，而是扩展到整个国家层面，即国家翻译能力。具体来说，国家翻译能力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待翻译领域的整体水平，其内容一般包括翻译人才培养、本地化与语言服务、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构建等众多领域，各大主体如政府、高校、市场以及相关机构等都被纳入其中，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象征和重要组成部分。

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跟紧时代步伐，不断更新知识，注重突出特色，积极展开文理融合的跨学科外语研究(殷健、陶李春、冯志伟，2022)。如您所说，翻译能力在新时代的内涵是如此丰富，请问新时代我们如何行之有效地构建翻译能力?

许：针对新时代极为丰富的翻译能力内涵，译者个体的翻译能力的构建应注意以下几点：(1)培养国际传播能力，加强跨文化意识。做好文化传播，是翻译肩负的重要责任，翻译能力与跨文化意识是相挂钩的。(2)提高基本语言能力，准确理解双语含义。语言能力是翻译的基本功，能否准确理解原文含义并将其以译语表达出来直接关系着译文的质量。因此，翻译能力要有语言意识。(3)加强知识储备，扩大知识面。做好翻译，不仅要内知国情，还要外晓世界，构建优秀的翻译能力就需要译者博闻广识。(4)做好传统翻译能力与翻译新技术的有效结合，利用新技术不断优化翻译过程，提高翻译效率。

信息化时代，业态与需求都在变，翻译技术能力在新时代的翻译能力构建中当属重要一环，这就要求我们与时俱进，把握时代的节奏，这样才能促进翻译人才的多面化发展。而从整体的国家角度而言，构建国家翻译能力应关切以下几点：(1)把握翻译服务民族复兴的战略支撑作用(杜占元，2022);(2)构建中国话语与叙事体系，重视翻译在我国对外传播体系中的基础作用；(3)着力培养新时代翻译人才，打造一支质量高、素质硬的翻译人才队伍，为构建我国话语体系、推进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打下良好基础。

陶：信息技术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发展迅猛，促进了传统的翻译行业向翻译服务行业转型升级。请问我们怎样理解和把握翻译技术在人才培养和翻译能力构建中的作用与影响?

许：翻译问题有其“变”与“不变”。无论时代怎么变化，翻译的一些基本规律是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传统的翻译行业向翻译服务行业转型升级。新时代翻译工作的技术包括多个方面，如机助翻译技术、本地化工程技术、语料库技术以及翻译协作技术等。这是机遇，也是挑战，意味着我们的翻译人才必须具备综合的翻译技术能力。利用好各类新事物、新技术不仅有利于提高从业人员翻译效率，而且能够培养出综合素质优秀、符合信息化时代需求的翻译人才。同时，新时代翻译能力的内涵之一便是“工具能力”。相关的翻译技术也早已列入了翻译教学的大纲之中，所以提高对翻译技术的认知和应用对于培养新时代翻译人才来说是必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扎实的语言功底永远是翻译工作开展的基础，如今一系列翻译技术的介入固然可以提升我们的翻译能力，但我们理应把握好一个“度”,要把翻译技术作为一种有益的辅助工具，而绝不能使其成为妨碍进步的拦路石。翻译技术在人才培养与翻译能力构建中不应该只崇尚教得多、教得难，也不应只关注操作而忽视理性思维，我们需要牢记翻译技术诞生的初衷，把它当作且仅仅当作是一种辅助技术。只有将信息化时代的翻译技术与传统的翻译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这二者才能够和谐共生，彼此促进。

从本科翻译专业到翻译专硕再到如今的翻译专博，翻译学科建设紧贴时代所需、社会所需、市场所需，一步一个脚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翻译教育和学科发展道阻且长，新时代对外翻译和国际传播工作对于翻译人才的培养提出全新的需求，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翻译学界仍然面临着机遇与挑战。针对如何把握翻译学科未来发展走向，如何科学组织力量、发挥特长，培养更多翻译人才，做好翻译能力构建等问题，许钧教授在本次访谈中阐发了真知灼见，为我们今后做好人才培养和翻译教学研究指明了方向。要而言之，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对接国家战略，开拓国际视野，才能进一步推动新时代翻译人才的培养，为“讲好中国故事”做出新贡献。期待学界同仁不懈努力，携手并进!

基金：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编号:CSC20230832023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严复社科术语翻译的适应选择机制研究”(项日编号:20YJC740056)的资助

原文来源： 陶李春,许钧.新时代翻译人才培养和翻译能力构建——许钧教授访谈录[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4,(03):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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