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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内容生成（AI Generated Content, AIGC）等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呈现智能性、泛在性和适应性等特征，改变了传统翻译生产模式，带来了翻译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当前译者在发展自身数字素养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1、译者对数字素养的概念认知存在偏误，具体表现为：

    1）认知模糊。译者对数字素养相关概念模糊不清，产生技术焦虑、技术恐慌、技术抑郁、 技术恐惧、技术替代、技术排斥等负面情绪。

    2）认知扭曲。译者如长期受到重复、冗余、无用甚至不良信息的影响，会导致其形成错误的技术价值观，难以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最终可能走向唯技术论或形成固化思维。

 2、译者的数字素养水平滞后于技术发展，具体表现在：

    1）数字鸿沟问题越来越大。互联网充斥着海量繁杂的资源，译者因缺乏必要的数字素养难以快速找到合适可用的信息，数字信息获取成本加大；同时，多数文科背景的译者难以有效利用数字化资源提升综合素养，容易受困于信息茧房。

    2）数字安全问题逐渐凸显。数字环境中信息真假难辨，译者如果自身数字素养不足，难以应对在翻译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和利用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伦理隐患，不仅会导致自身数据权利受损，还有可能会迷失翻译方向，给企业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带来严重的影响。

 3、数字素养在翻译专业教育中较为缺失，具体表现为：

    1）主体意识薄弱。传统翻译教育重视口笔译能力培养，强调人文精神，对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生存的时代趋势缺乏密切关注。

    2）课程体系缺失。在翻译专业学生培养方案中，缺乏培养译者数字应用意识、数字应用能力、数字应用规范、数字获取能力、数字批判能力、数字评估能力、数字知识管理能力等相关的数字素养课程。

    3）教学资源匮乏。具备良好数字素养的教师数量不多；译者数字素养培养中的技术、工具、环境等综合性技术资源建设不足；网络课程资源片段化，水平参差不齐；数字化课程资源库、案例库、知识库建设不足。

 4、译者数字素养研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 (WoS) 等数据库中检索“译者＋ 数字”相关主题词，得到符合条件的外文文献有52篇，中文文献有16篇（时间跨度为 2010-2022）。而历年来关于译者数字素养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仅有两项符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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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到 2021年 12月 31日，全国开设翻译专业硕士的院校达316所，累计招生约 9.7万余人，翻译教育发展势头迅猛（中国翻译协会，2022）。纵观国内高校翻译专业中开设的课程情况，发现关注译者数字素养的课程较少，相关教育部门对于译者数字素养的关注程度不够。

  此外，通过在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 (WoS) 、Google Scholar、Scopus、Research Gate 等数据库中检索发现，学界目前对于译者数字素养的关注度整体不足，不足之处有：

    1、概念体系亟待厘清。前人未能明确区分译者的信息素养、数据素养、数字素养、计算机素养、机器翻译素养等概念。

    2、研究内容亟待深入。相关研究关注翻译职业需求调研、翻译技术和工具要求、译者技术能力模型构建、信息素养模型构建、译者信息行为、译者搜商、视听翻译中译者的媒介素养、 口译员的计算机素养等话题，没有对译者数字素养的内涵和范畴进行明确界定。

    3、研究设计和方法亟待改善。当前研究多以综述、概念描述和定性分析为主，多数未能基于大规模的调研并采用量化质化融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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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时代赋能专业能力的培养，相关主体方应积极调整翻译人才培养定位，革新翻译教学模式，充分整合数字化资源，从生态发展的视角重新审视翻译教育顶层设计，重视译者数字素养研究，加强数字伦理体系建设，促进数字素养培养与翻译教育的融合，推动译者数字素养培养的实践路径创新。基于实践，我们提出以下几条实践路径：

1、加强数字素养顶层设计

    1）加强数字素养保障。政府层面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作为国家战略，做好顶层设计，完善数字素养框架设计，正确引导公民转换传统思维方式和认知观念。

    2）制定数字素养标准。在政府提供宏观政策调控下，翻译教育主管部门协同行业协会着眼于翻译人才的技能培养和行为参与，制定符合国情、市场行情和院校实情的数字素养标准。

2、加强数字素养专业教育

     1）普及数字素养全员教育。翻译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要分层次、分类别、分阶段地推进全员普及，全面提升师生共同的数字素养。

     2）重视翻译课程体系建设。突破传统教育观念的局限，重构课程体系，改进教学评估方式，通过泛在网络构建数字素养学习共同体，针对不同素养域构建与翻译职业素养相结合的数字素养课程体系，全面提升学生译者的数字素养。

     3）丰富翻译教学数字资源。翻译专业院校应不断丰富在线语料库、术语库等翻译资源库，引进、优化与集成数字教育资源，创建数字素养网络交流平台和协作机制。同时整合数字化教育技术资源，方便学生快速进入与适应数字化职场生存阶段。

    3）提升自身数字伦理素养。译者应紧跟时代发展，准确评估自身数字素养，修正自我认知偏误；提升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的能力；综合考虑经济价值和伦理道德价值，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追求器与道的和谐统一。

4、深化译者数字素养研究

    1）研究内容层面。当前翻译模式、技术实践、译者角色等都在随技术动态变化，应在基础性研究之外深入研究个体译者、群体译者和从业者团体的数字素养构成要素、发展规律、演变路径和提升方法，在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数字社会中深化相关研究内容。

    2）研究方法层面。利用数字技术优势积极探索和优化量化与质化融合的研究方法，注重译者数字素养培养中多变量、多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构建与反复验证译者数字素养框架，真实反映数字时代译者数字素养的问题实质和底层逻辑等。

    3）研究视角层面。应突破翻译学学科限制，从数据科学、人体工效学、心理学、技术哲学、 认知科学等交叉学科视角洞察翻译主体与周边数字技术环境或数字产品之间的互动关系，挖掘人机协作效率提升的最佳路径。

参考文献

李瑞林，2011，从翻译能力到译者素养：翻译教学的目标转向，《中国翻译》第1期：46-51+93。

王华树、刘世界， 2023，数字人文视域下译者数字素养研究：内涵、问题与建议，《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第2期：70-79。

中国翻译协会，2022，《2022 年中国翻译及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北京：中国翻译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