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遵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学位〔2024〕2号）文件精神，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并指导实施，经过严格的形式审查与专家评审环节，从参与申请的27所DTI学位点高校中，筛选出了22所高校入围省级推荐序列，最终有9所高校脱颖而出，被授予翻译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资格。此外，还有个别具备自主设置权限的985院校也要开办DTI。乐观估计，首批翻译博士DTI研究生将于2025年秋天入学。

基于此背景，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翻译资格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友义接受了译·世界的专访，全面分享了他对翻译专博教育的见解。

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

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翻译资格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友义

黄友义：早在10年前，有关高等教育管理机构经过调研就发现研究生人才培养当中纯研究型人才趋于饱和，而实践型人才严重不足。跟一些教育发达国家，特别是科技教育高度发达国家相比，缺少实践型研究型人才培养已经成为短板。

另一方面，翻译用人单位，无论政府外事外宣部门，还是企事业单位也一直呼吁，希望高校能够提供一到工作岗位，马上就能动手翻译的人才。

其实，2006年开设翻译本科教育，2007年开设翻译专业硕士教育，已经为翻译专博教育的开设打了前站，摸索了经验，铺垫了基础。现在，无论从市场上人才需要角度，还是从高校翻译教育角度，开设专博都是水到渠成。

黄友义：历史上，翻译主要是从外文翻译到中文。国际上也是如此，从外语翻译成母语，是翻译行业的主要特点。多年来，中国的翻译，以及翻译教育，瞄准的主要方向都是外译中。

然而，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以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为节点，外国人对于中国信息的需求与日俱增。我们自己也意识到，面对中国的发展，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中国全面立体真实地展示给世界，这对翻译行业提出了新的任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翻译世界”的同时，需要更多地关注“翻译中国”。

再具体地说，中国经过70多年的发展，解决了“挨饿”的问题，也基本解决了“挨打”的问题，但是“挨骂”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且伴随中国的发展，在世界有些地区反而更加严重。究其原因，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世界对中国文化、中国思维，以及我们由此产生的行为不了解、不理解，甚至质疑、否定。把中国文化有效地展示给世界，必然需要翻译。

另外，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全球化和国际化经营。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走出去需要做好翻译。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上作用巨大，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也需要通过翻译这个环节。

简而言之，形势的变化给翻译学科提出了更直接地服务国家发展需求的现实任务。完成好这个任务，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需要国际视野、对外传播能力、更加丰富广泛的专业知识，这些让翻译成为百分之百的跨学科专业。

黄友义：首先，应该充分肯定，自2007年开设以来，MTI教育在为社会提供实践型人才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开设MTI的院校也从最初的15所发展到了今年的360多所。凡是对翻译教育有所了解的单位，都对MTI人才培养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期待。如果你到翻译业去调研一下，你会发现招聘时，MTI毕业生普遍受到欢迎。

很多高校针对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交往的需求，开设了具有特色的专业课程，让人才培养更加对准市场。

为了培养实践型人才，高校的教师队伍经历了从教育理念到教育实践的改革，教师队伍的组建也更加重视具备翻译实践能力的成员，每所高校的教师中都比过去多了许多自己实践能力很强，又有教育经验的成员。

此外，根据国家人才评价体系的改革，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自己参加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越来越多的翻译教师在具备教授副教授资质的同时，参加翻译系列职称评审，给高校提供了建立“双导师制”的条件。

概括起来说，MTI对于翻译专业人才培养就是一场革命。

当然，也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因素，有些地方还是用学术硕士的理念办专业硕士教育，重理论、重研究而轻视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师队伍评价体系改革落后，导致用学术型教师的评价标准来要求专业型教师，比如翻译作品的分量明显低于学术文章，严重地挫伤了教师从事翻译实践的积极性。

其次，还有校园内外对翻译专业人才使用存在的误解。比如，经常有人说没有多少MTI学生毕业后全职从事翻译工作，以此否定MTI专业。他们不知道，整个外事外宣和翻译界，真正百分之百从事翻译的岗位很少，绝大部分岗位需要的是综合性能力，很多人大部分时间从事的是与外事外宣外经相关联的工作，但轮到做翻译时，必须具备翻译能力。实践中经常有这种情况，一个人90%的时间做的不是文字语言翻译，只有10%的时间才是翻译，但是没有翻译能力，就不会被安排到这个岗位。这是外事外宣外经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近年来，机器翻译，尤其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AI语言工具的出现，让很多人误以为不需要人再做翻译。其实，新技术带来的真正变化不是取代翻译，而是减少低层次重复性的翻译，反而需要更多高层次的翻译。新技术给翻译教育带来的唯一变化是更加强调高级翻译的培养。所以，DTI的培养目标就明确提出，今后的方向就是培养实践型高端译者。  

黄友义：前面谈到中译外和外译中的问题，因此首先要明确，DTI的重点不是要培养外国文学翻译者，而是对标国家需求，培养中译外高端译者，那些能在传播中国工作中，对外文译文能够一锤定音的语言工作者；那些掌握国际传播要素，能让中国故事以外国受众熟悉的语言被理解，被接受的外宣工作者；那些对经济科技某一专业具备特定知识，能把中国技术精准传输到国际市场的对外经济促进者；那些能够在国际论坛上用世界听得清楚的声音和看得明白的语言，有效传达中国理念中国观点的外事工作者；那些一边从事翻译实践，一边教书育人，为社会提供高端译者的对外翻译教育者。这些人不是不会写论文，而是通过各自岗位的日常工作，把论文书写在服务国家发展需求的实践岗位上，开创中国对外传播新天地的能写能说会做的新型学者。

实现DTI培养目标，不是简单地对MTI升级，更不是PhD的翻版，而是一项全新的人才培养工程。DTI学生不是在图书馆里静心读书，而是除去读书，还要有大量时间参与实践，在翻译和国际传播相关的岗位上磨练和提升自己的能力。要勇于打破原来从图书馆到课堂的学术路径，构建实践平台，接触行业一线。因此，DTI教师本身要深入行业，了解行业需求；DTI学生要走出校园，进入外语使用部门和现场。

学校与谁建设共同培养平台？侧重哪个专业培养领域？“双导师制”如何发挥各自优势？行业能给DTI学生提供什么样的实践岗位？学校如何有设计、有规划地给学生实践提供必备条件？这些以及很多问题，都有待尽快得到很好的回答。

黄友义：汉语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是因为历史现实的各种因素，也由于国际关系的现状，无法在可预见的将来取得与英语相同的国际影响力，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必然建立在外语和翻译能力的基础上。

试问，今天的大国当中，谁最需要掌握好外语？谁最需要加强翻译？答案无疑都是中国。这就决定了翻译在国际传播中具有关键性的、不可取代的作用，甚至翻译好坏决定了国际传播最后一公里的稳妥。由此可以看出，一切怀疑翻译、否定翻译的观点都严重脱离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际需求，对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有百害而无一利。

明确这一点之后，就是如何真正把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作为DTI的主攻方向。可以说，DTI毕业生国际传播能力如何将决定DTI的成功与否。

黄友义：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产学研结合是否密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学科成功与否。与工科相比，人文社科学科的产学研总体上需要下更大的功夫。翻译专业教育作为一个仅仅有10多年历史，且严重受制于院校所在地区和领域经济发展和国际交往的约束，产学研距离人们的期待差距较大。

产学研结合需要教育领域和产业领域双向奔赴，互相支持，真正认识到大家属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需要双方善于换位思考，加强互相了解，深入走访，经常交流，共同切磋，找到一个个适合各个产业单位和各所院校各自特点和各自需求的结合点。

DTI开办给产学研结合，给人才培养共建平台建设既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条件。现在要做的就是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各方更加积极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主动挖掘自己的能量，真正相向而行。

黄友义：翻译学科不是不要擅长从外文翻译成中文的人才。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一刻都不能停止了解世界的脚步，外译中人才培养和实践永远是进行时。

而新文科最大的特点是要满足当前和可预见未来人才的需求，就翻译学科而言，最需要的就是前面谈到的各种对外传播人才和涉外人才的培养。可喜的是，通过DTI，为国家培养高端国际传播国际实践人才和管理人才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共识，进而成为行动。

无论已经明确要开办DTI的院校，还是积极筹备今后开设的院校，都在努力创造和完善相关条件。

而越来越多的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也在努力与高校联手，搭建培养平台。只有通过双方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建立起国家急需人才的培养体系。

转变观念、自我改革、时代担当，这些因素都是不可缺少的。这些方面做得越好，国家和社会需求人才的培养越能早日得到有效地解决。

黄友义：其实，课程设置问题不难解决，关键在理念。教材编写、课程设置是否对路，主要取决于是否了解行业需要什么样的毕业生。

翻译是一个实践性特别突出的学科。课程设置者和教材编写者对行业了解的程度十分关键。就全国而言，各地各行业需要的翻译人才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很难用一本教材，一套课程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时代特色鲜明，地方和行业特点明显，课堂和实践紧密结合，这些都是需要在课程设置中认真把握的。

谈到现代翻译学科，其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语言。最容易与之结合的有国际传播、文化交流、对外法律、国际金融外贸、涉外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以及区域与国别研究等众多领域。与这些专业结合让翻译有了为国家服务的广阔天地。当然，这自然也为学科设置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关键是根据自己的特长，不同的院校在不同领域要有所侧重。

黄友义：新技术、新媒体的发展无疑给翻译学科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比如，各种新的生成性翻译软件必然给翻译带来方便，但是反映中国文化和中国制度特点的软件缺乏，又严重制约着中译外的速度和质量。翻译学科不仅要适用和使用新技术，还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开发新技术。海量中译外语料的形成需要更多的人员投入中译外，帮助建设和充实反映中国文化特点的外文语料。也就是说我们要想机器翻译帮助我们，我们先要教会机器。

你提到新媒体，虽然各类文本的翻译有基本的共性，但新媒体翻译又各有其特性。翻译，早已经不仅仅是文本业务，而是跨媒体的一种实践。即便是同样一个意思，用在官方文件，使用在口语当中，反映在视频背景下，可能就是三句不同的话语，更不要说使用在不同媒体不同形式的媒介了。这既有意思，又挑战翻译的水平能力。因此，新技术与新媒体将推动翻译行业向更丰富多元的方向发展，也必然进一步提升人们的翻译和传播能力。

黄友义：业界人士都知道，人工智能生成性内容带来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再强调一下，任何新的生成性语言都不是最初的原始创作，其发展也都离不开最基本的“苦功夫”，它给人带来方便的同时，不会完全取代人工翻译，也不会让人工翻译得以彻底躺平。

一提到人工智能生成性语言，人们谈论比较多的是如何强化译后编辑。但是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生成性翻译技术更需要人们具备译前功能。人们给机器提供的原文越符合产出文字的语言习惯，越能给人们提供理想的翻译成果，也让译后编辑轻松快速。尤其中译英，译前编辑是产出的英文质量的最基本保证。它考验的是人们对中文原文的理解深度，人们国际传播意识水平的高低以及对英文背后文化的理解程度。然而，目前似乎还没有大学开设专门的中译外译前编辑课程，这是需要努力补上的一个短板。

另一个需要强调的方面是无论机器翻译本身和译后编辑过程，都离不开译者的翻译基本功。如果把译前编辑比作为赛前热身，把译后编辑比作为百米冲刺，翻译基本功就如同一个人先学会爬、学习走路、学会慢跑、加速快跑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无法进入热身和冲刺阶段。换句话说，生成性语言功能越强，越需要更多先学会走路，再学会速跑的百米冲刺者，这才能构成完整扎实的翻译人才培养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