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LLMs）作为一项革命性技术，正深刻地改变着翻译行业的生态格局。根据Fagbuyiro（2024）的研究，LLMs为机器翻译领域带来多项重要突破，包括深化上下文理解、增强复杂语言结构处理能力、提高翻译创造性和流畅度、实现个性化翻译以及提升效率和可拓展性。这些模型凭借其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和多语言翻译功能，显著提高了翻译效率，降低了成本，在某些领域展现出接近甚至超越人类水平的翻译质量。然而，伴随着这一技术进步，译者的主体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LLMs的出现引发一系列深刻的问题：译者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角色定位如何？人类译者独特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如何在保持译者主体性的同时充分利用LLMs的优势？这些问题关系到个体译者的职业发展，同时涉及整个翻译行业的未来走向。事实上，随着LLMs的广泛应用，翻译行业已经进入人智协同翻译的新阶段，这一转变使得探讨译者主体性问题变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尽管LLMs在翻译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但学术界关于其对译者主体性影响的研究仍相对匮乏。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探讨其在翻译实践、教学中的应用场景和效果（如Jiao et al. 2023；Siu 2023；周忠良 2023；王华树，谢斐 2024；刘世界 2024； 等），而对译者这一核心角色在新技术环境下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深入探讨则相对不足。基于此，本研究从分析LLMs在翻译领域中的应用优势入手，明确界定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AI）时代译者主体性的概念及范畴，深入探究LLMs对译者主体性带来的冲击，并探讨可能的化解策略。本研究旨在加深理解GenAI时代译者的角色转变，同时为翻译教育和翻译行业的未来发展提供重要的思考方向。

译者主体性作为翻译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如屠国元，朱献珑，2003；Venuti 2008，2019；Ball 2021；查明建，田雨 2003；黎昌抱，孟洁如 2016；周朝伟，2017；崔凌霄，李淑华 2023； 等）。然而，学界对于译者主体性的具体概念界定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指出，“译者自身也是造成他们隐形存在的推手之一”（Venuti 2019：1）。这种自我消隐的倾向反映翻译领域长期存在的一种悖论：译者的独创性往往体现在他们的“自我消隐”中，这种“消失的行为”反而成为译者获得赞赏的基础（同上：4）。这种观点揭示译者主体性的复杂性，以及社会对译者角色认知的不足。在传统观点中，查明建和田雨（2003）提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该定义强调了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面对原作这一客体时，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完成翻译任务。这种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我们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提供了重要指导。

然而，随着GenAI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翻译领域的广泛应用，传统的译者主体性概念及内涵已经难以完全适应当前的翻译实践场景。LLMs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译者的工作方式，而且深刻影响译者的决策过程以及在翻译活动中的角色定位。这种技术革新带来的变革，使得重新审视和界定GenAI时代的译者主体性概念成为当务之急。

基于这一认识，本文结合GenAI时代特点和翻译实践中的技术应用现状，对译者主体性概念进行重新界定：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人智协同的翻译环境中，通过发挥其独特的认知能力、决策能力、创造能力、专业判断力和技术能力等，主动参与并主导翻译过程的能力和意识。这种主体性体现在译者对原文的深入理解、对翻译策略的自主选择、对LLMs生成内容的批判性评估和创造性改写、对跨文化信息传递的把控、对新兴技术的适应和应用，以及对翻译伦理和职业责任的坚守中。译者主体性既包括个体层面的能动性发挥，也涉及群体层面的专业身份认同；既关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操作，也涵盖对翻译活动整体的宏观把控和对翻译质量的最终负责。

LLMs在翻译实践中的大规模应用，对译者主体性带来了多方面的冲击。这些冲击涉及译者的认知过程、决策权和创造性表达能力，同时影响到译者的职业定位和伦理责任。这些变化正在重塑翻译行业的格局，对译者的角色和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下面将从几个关键方面总结探讨LLMs对译者主体性的冲击。

语言敏感度是指译者对语言细微差别的感知和处理能力，体现在对词语色彩、语气、语境等的敏锐把握中。这种能力对于准确传达原文的情感、风格和文化内涵至关重要。然而，LLMs的广泛应用正从多个方面影响这一核心能力。

1）过度依赖LLMs可能导致译者对语言细节的注意力下降。当译者主要关注AI生成译文的整体流畅性时，可能会忽视那些需要高度语言敏感度才能捕捉的细微语言特征。例如，在文学翻译中，作者使用的特定词语往往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隐喻元素和情感色彩，LLMs难以准确捕捉这些细微之处，过度依赖它的译者也可能难以察觉这些重要细节。

2）译者对语言演变的敏感度可能受到影响。语言是动态变化的，而LLMs的训练数据存在滞后性，无法及时反映最新的语言变化。特别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关内容的翻译中，过于依赖LLMs可能导致译者错过这些演变。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英译在不同场合和时期有所调整。在官方媒体和文件中（如新华网，《中国日报》、政府工作报告、白皮书），存在“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等不同表达。这个例子体现政治术语翻译的微妙变化，反映了概念内涵的深化和政策重点的调整。因此，译者需要保持高度的语言敏感度，及时更新知识储备，以捕捉这些细微但重要的变化。

3）译者对跨语言和跨文化微妙差异的敏感度也可能受到挑战。LLMs虽然能提供准确的字面翻译，但往往难以捕捉不同文化背景下词语含义的细微差别。例如，某些礼貌用语或寒暄表达在不同文化中的使用频率、场合甚至含义可能有显著差异，这要求译者具备高度的跨文化语言敏感度，而这是目前的LLMs难以完全掌握的。

在传统翻译实践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拥有对文本内容的选择、处理和表达的主动权。这种决策权涵盖了从词汇、句法选择到文化背景、隐含意义等复杂因素的处理。然而，LLMs的出现深刻改变了这一格局。

首先，LLMs能够自动生成高度流畅和准确的译文，导致译者的决策权被部分转移到模型本身，压缩了译者的自主决策空间。译者的角色从关键决策者变为“译后编辑者”或“校对人员”，这种转变削弱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

其次，LLMs生成的多个貌似合理的翻译方案可能增加译者的决策负担，并动摇其判断信心。这一现象可用Tversky & Kahneman（1974）提出的“锚定效应”来解释：译者选定的初始方案往往成为心理锚点，影响后续决策。因此，译者可能过度依赖这一选择，在修改程度和译后编辑策略上犹豫不决。

再者，这种现象体现为译者更倾向于选择和微调LLMs生成的结果，而非基于自身理解和判断进行翻译。这种“决策依赖”和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大大削弱了译者的决策自主权，潜在地影响译者的认知独立性，进一步强化了信息茧房效应，最终可能导致译者在面对需要创造性解决方案或高度文化适应性的翻译任务时，缺乏必要的决策信心和能力。

译者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者，更是文化和思想的再创造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对原文本进行创造性的解读和表达，以确保译文能够在目标语言中传递出同样的效果和意义。这种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尤为突出，“正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才使得一部又一部的文学杰作得到了跨越地理、超越时空的传播和接受”（谢天振 1999：140）。然而，LLMs的普遍应用正在高度削弱这种创造性。

首先，LLMs提供的标准化翻译方案正在压缩译者的创造表达空间。面对看似“安全”的机器生成结果，译者可能倾向于接受这些现成的表达，而非冒险尝试更具创意性的翻译。这种趋势可能会导致翻译作品风格的同质化，还可能会降低语言表达的多样性。

其次，过度依赖LLMs生成的内容可能使译者减少对文本的深入思考和创造性诠释，特别是处理文化特定表达和概念的微妙之处。这可能增加文化误读的风险，影响翻译作品的文化传播效果。

再者，这种创造性的削弱可能会长期抑制译者的创造力发展。张成智和张春良（2023）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译者将人工智能工具作为译文获取的首要途径，那些经过深思熟虑而产生的妙译，以及创造和欣赏译文的快乐，可能会与译者渐行渐远。这种趋势对译者的职业定位产生深远影响，进而可能导致翻译实践逐渐失去其作为创造性语言活动的本质特征。

LLMs的引入正在模糊译者责任的边界，深刻影响着译者的工作方式和职业定位，也为翻译行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思考。这种模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关键方面。

1）责任归属的不确定性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当LLMs生成的译文出现错误或不当内容时，责任界定变得尤为棘手，因为它涉及操作LLMs的译者、LLMs的开发方，以及委托翻译任务的客户等多方责任的划分。这种责任划分的复杂性在高风险翻译领域尤为明显，例如在司法、应急或医疗翻译中，如果关键术语翻译有误导致严重后果，确定责任主体将变得异常困难。

2）内容审核责任的范围变得不明确。面对LLMs生成的大量译文，特别是涉及敏感话题时，译者是否有义务、有能力对所有内容进行全面的伦理审查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译者的专业能力和时间投入，直接关乎翻译服务的质量保证和风险管理。译者在使用LLMs时可能面临超出其传统职责范围的内容审核要求，这进一步模糊了译者责任的界限。

3）翻译质量控制的责任边界变得模糊。在人智协同翻译模式下，译者更多地承担审核和修改的角色，这种角色转变可能导致译者对LLMs生成的内容产生过度信任，从而降低对潜在错误的警惕性。确定译者在质量控制中应承担的具体责任变得更加困难，因为LLMs的介入使得传统的翻译质量评估标准可能不再完全适用。

LLMs的广泛应用导致译者的价值在多个层面被低估。这种低估主要体现在经济、技能认知、社会地位三个方面。

在经济层面，翻译市场出现明显的价格下滑趋势，许多客户倾向于使用LLMs生成初稿，随后仅支付较低的译后编辑费用而非全额翻译费用，抑或是自行在公司借助LLMs搭建AI翻译流程。例如，一家媒体行业的公司通过使用基于AI的解决方案（OpusMT）将翻译成本降低了99%（Richtscheid & Sikorski 2024）。这种巨大的成本节省无疑会对传统翻译服务市场和译者自身价值产生重大影响。

在技能认知层面，LLMs的表现使得大众误认为翻译工作已经“简单化”，认为LLMs的翻译输出已经能够处理大部分日常翻译需求，只有在处理文学作品或高度专业的文本时才需要人工干预，这种认知严重低估了译者在处理复杂语言结构、文化内涵和专业术语方面的独特能力。

在社会地位层面，翻译的专业性和重要性在社会认知中似乎有所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考生选择翻译作为专业的倾向。近年来，多所高校的翻译专业报考或招生人数呈现下降趋势。例如，北京语言大学宣布2025年拟停招俄语笔译、日语笔译、日语口译等7个翻译专业（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2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AI时代翻译专业地位的变化，同时也暗示社会对译者价值认知的转变。翻译社会地位的降低可能导致翻译行业人才流失，进一步加剧对译者价值的低估。

本研究深入探讨LLMs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揭示这一新兴技术在提升翻译效率的同时，也给译者的语言敏感度、决策权、创造性、价值、职业认同等方面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LLMs的应用正在重塑翻译行业的生态，使译者的角色和价值面临重新定义。本文提出的重新定位角色、加强技能升级和强化伦理意识等建议，旨在帮助译者在人智协同的新格局中找到平衡点，保持并强化自身的主体性。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开展大量实证研究，评估LLMs在不同领域中的翻译效能（如刘世界 2024；Jiao et al. 2023），量化LLMs对不同类型翻译任务和不同经验水平译者的具体影响。其次，深入研究如何优化人智协同翻译模式，最大化发挥人类译者和LLMs的各自优势。再者，探讨在翻译教育中如何整合LLMs，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复合型翻译人才。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们对AI伦理问题的深入思考，期待未来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平衡、健康的翻译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技术与人文相互促进，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尊重和发挥，最终推动翻译事业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